摆在吴可眼下的问题是，要不要答应进入贵州那几支湘军人马的请求？
为此，他以两广总督名义，召开了一次两广区域临时的高级将领会议，商讨进入贵州那三支湘军部队的出战请求。
这次会议没有任何一位湘军派系将领参加，所以讨论时候也没什么顾忌畅所欲言有啥说啥。
两广三品以上，将领们分成两派，一派以广东清军将领为主，因为与湘军的接触不多，也没接受过湘军多少好处，所以对于进入贵州的三支湘军人马，主动要求参与四川大战的请求不说不满，但也别指望他会主动赞同。
另一派则是广西清军一众高级将领，他们这些年一直与那三支进入贵州的湘军人马并肩作战，结成了非常深厚的战友之情，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能帮一把还是愿意帮上一把的，所以他们表态支持那三支湘军部队的入川请求。
见此吴可也没啥好说的，在商讨会议结束后便做出了决定。
两广清军高级将领不愿意得罪湘军，他又何必当这样的恶人？
乡勇队和湘军虽然互相看不顺眼，但也没啥过不去的深仇大恨，主要湘军不主动触碰乡勇队的利益，涉及湘军利益的一些事儿他便能做到睁只眼闭只眼。
就像此次……
他并没有一口答应三支入贵湘军将领的请求，只是要求他们先把贵州的叛乱苗民弹压下去，而后入驻于贵州与四川交界处，等待四川大战的局势再做决定。
吴可可不想让朝廷以为，他和曾国藩私交很好的样子。
南方联盟已经足够让朝廷忌惮了，那是花了近十年时间才打出的交情，朝廷尽管忌惮却也很是赞赏这样长时间打出来的革命友情，该有的封赏和好处一点都不能少，否则就是寒了前线清军将士们的心。
当然了必要的防备朝廷也没少做，最主要的手段自然是给南方联盟制造‘敌人’来分散牵制其恐怖的影响力。
要是这时候突然传出，吴可或者说南方三督与湘军统帅曾国藩关系亲密的话，无论朝廷对吴可有多倚重，都会下手毫不留情进行打压。
吴可此时的布置还没完成，更不想因为这种事情受到朝廷的攻击和打压，再说了他跟曾国藩以及湘军真没这份交情，可不愿意因着这种事儿麻烦缠身。
所以，他一边安抚住进入贵州急欲加入四川大战，帮湘军大佬骆秉章一把的湘军三位核心将领，一边将这事儿以六百里加急的方式向朝廷做了报碑，总之他不愿意因为莫须有的事情将麻烦主动招惹上身。
而身处贵州的湘军大将刘长佑等人接到命令后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得强压下心头冲动老老实实按令行事。
他们三人清楚得很，两广总督吴可可不是善人，也许其他督抚会高看湘军一眼，可作为清军另一支强军乡勇队唯一领袖的吴可可不会在乎这些。
吴可不将湘军当作手头核心战力，他们便很难享受到地位上的特殊待遇，只能老老实实听候差遣。
而且四川大战的局势，真不像他们信中所言那般紧张，石达开部太平军虽然气势汹汹，却并没有对重庆一带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
在四川，清军与太平军双方好像是在隔着长江竞走。石达开行军一向急如风雨，如果是在陆上行军，清军绝不是他的对手。可惜当时长江中的船只都在清军的控制之下，太平军在陆上行军，清军却能乘船来往，因此太平军行军的速度就常常落在清军的后面。
四川的清军能够阻拦太平军渡江，全靠长江天险。石达开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总想出奇制胜，能够绕到清军的前面去抢渡擦和长江。
4月12日，两军又在城南，城西各地激战一天。清军付出伤亡千余人的代价，攻下了黄泥坡阵地后，发现太平军已开始后撤不久涪州解围。
在向西进军的途中石达开和部将们商议了一个新的进军计划，即虚攻江津，实攻綦江。江津在长江边上为清军所注目，即使拿下此城清军已把船只收到北岸还是无法渡江，不如先攻綦河上游的綦江县城，这里是内地不为清军所注意。
如果攻下此城，可以征用綦河的船只，改装成炮船，顺流而下进攻重庆。计划既定分兵前进，以一支队伍虚弓江津，大军则长驱南下进围綦江。分攻江津的队伍因为清军有备而退回，回师同攻綦江。
太平军进攻之前本已约定城内的税朝南作为内应，可惜他们围攻的第一天内应一事就被城内清军破获，税朝南被捕挂掉清军也由此知道理太平军的进军计划，给围攻计划增加了极大困难。
4月25日，石达开到达綦江城外全军陆续到达，在城周连营百里四面围攻数日不下。5月1日唐炯带兵来援，因见太平军势大离城十里扎营不敢靠近。
5月9日凌晨，太平军在綦江南门挖成地道，石达开下令炸城。轰然一声火焰迷空，城墙炸塌十余丈。但是城内清军事先有所察觉，早已修好一道内城又据内城顽抗。
石达开张黄绸伞盖，亲自骑马督战，苦战一日仍未能进城。此次战后不久，石达开即下令撤兵全军西去。
石部太平军连续攻涪州，綦江都不顺利，石达开深感部下新兵太多不能得力，必须选择一处适宜的地方进行整训，加紧训练才能提高战斗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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